
第二,军工和民用之间有一道很大的鸿沟,军工不计成本研究出来的器件,装到民用成本上,谁买得起?手机的技术实际上很复杂,但是这么便宜。所以,民用和军用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军用实现这个目标,花多少钱无所谓,而且用不了几片,一个国家几百片、几千片,美国核弹也就是几千枚。总的来说,完全是不同的研发领域,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目标,军工研究不适合民用产品。
Akiko Fujita:这个案子得以解决,您的女儿不会被引渡到美国,您抱有多大的希望?任正非:我女儿不是不引渡到美国,而是应该无罪释放。她本来就没有罪,抓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是要等到法庭最后的判决。16、Akiko Fujita:从华为的话题切换到中国的话题上聊一聊。在过去几年,中国科技产业发生了很大发展,有阿里巴巴、华为等科技企业。尽管中国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还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来自于西方企业的有效竞争,如果西方企业进到中国市场,如果不成立合资公司,就无法在中国市场进行有效竞争”。现在这样的局势下,是不是中国市场应该面向像谷歌、Facebook开放竞争,这样像华为公司就可以出来说“我们是与最强公司竞争,打造竞争力”?
但还需要看到,当前与中国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目的地还是少数,不仅很多新兴目的地没有纳入,一些传统目的地也有缺位情况。即使像泰国这样建立了较为完善合作机制的目的地,尽管处理得力,我们也要发问,为什么没有在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形成有力的遏制?这说明了跨境监管执法的复杂性,也启示我们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Colleen)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对父母们说,尤其是有钱的父母:“不要给你的孩子钱,如果有钱就给他们一匹马,在马背上从没有人感到悲伤,除了战场上。马背上没有一分钟是被浪费的,年轻人可能因养马而失败,但从没有人因骑马而失败。”
3)长期来看,保持战略定力,处理“三座大山”对转型升级、金融体系重构将有利于经济更为健康稳定发展,股市有望迎来难得“长牛”机会。在大的宏观环境面临压力背景下,市场继续沿着我们在中期策略《开放的红利》中的判断,即投资者对基本面与风险偏好预期相互博弈,市场以结构性机会为主,关注新“三驾马车”方向、政策红利方向。
在冷战时代,苏联对大洋上的美军舰队只能通过雷达和电子信号来进行跟踪,而要识别查证只能通过跟踪群、侦察卫星和侦察机,而这些手段的侦察密度不够、限制不小,所以美国海军当时可以玩一些花样。比如航母和同样高航速、大吨位的舰队供应舰可以玩“移形换影”的把戏,利用苏军夜间难以识别海上高速航行的大型舰艇到底是什么船的缺陷,成功摆脱对手监视。更不用说在战时美军通过反卫星作战和消灭苏联跟踪群舰艇、击落侦察机等手段,再加上新锐“宙斯盾”舰对苏联超声速大型反舰导弹具有相当高的拦截效率,其航空母舰即使在与苏联开战的情况下也有不小的生存率。